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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城市还没变成大城市 就染上了楼价上涨的城市病
2017-10-11 远行地产
望京,大山子,酒仙桥 阜通东大街
来广营站站 层高3.8m 朝阳区
5.00元/m²/天 起

小城市还没变成大城市,就被附近的大城市传染了楼价飞涨这一城市病。

对在广州CBD珠江新城某外企上班、家住近郊番禺的白领Michelle来说,一小时是下班的最短时间。她的大学室友小苑毕业后回到了家乡中山,供职于这座二线城市某家生产牙膏的知名外企。一小时对她来说,是从公司回到家并冲上一杯现磨咖啡的时间。

小苑羡慕Michelle在大城市的多彩生活,Michelle则羡慕小苑的小城市轻生活。

人口的增加、面积的扩张、经济的增长,这是城市从出现第一天起就不可逆转的趋势,否则它只能是乡村、城镇,而不能成为都市。当下中国城市化还在不断推进,二三线城市在努力“变重”,而一线城市则努力想“变轻”。

在《政治论》中,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关于理想城市规模的构想:“最完善、最美丽的国家,即是能维持人口数目使之不超出一定限度的国家……城市国家人口之最适应的限度,既是包括最大数目而能自给的人口,亦不因此而难以管理。”

亚里士多德此说给后人的启示是:过大的城市会出现“城市病”,但过小的城市不能形成规模效应。在经济学家眼中,亚里士多德的“最理想”大概等同于经济学概念的“最优解”,他们试图寻找一个更具体的“最优城市规模”。

现代经济学中,关于“最优城市规模”的经典表述,是美国布朗大学城市经济学教授弗农·亨德森提出的“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一种‘倒U形’关系”。城市需要发展,但不能太胖,达到一定限度(倒U形顶部)以后,城市需要变轻。

对二三线城市来说,还处在“倒U形”的爬坡阶段;但对北上广深来说,“变轻”迫在眉睫。

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,2016年年末,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的常住人口数分别为2173万人、2420万人、1404万人、1191万人,北京和上海的常住人口增长率都在0.2%以下,广州和深圳的常住人口增长率则以超过4%领跑全国。

为了限制人口,让城市变轻,北京提出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的红线,上海提出2020年人口不超过2500万人的控制目标。广州虽然没有划出红线,但也提出适度控制人口规模。

2014年,北京城六区常住人口为1276.3万人,到2020年要实现城六区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%左右。这就意味着城六区将疏散近200万人。

让城市变轻,除了限制人口涌入中心大城市以外,还需要一线大城市去中心化。同济大学课题组给上海市的建议是:将松江、青浦、嘉定、临港设为新的城市副中心。但把人口导向新城区,比建设新城区难得多。

北京的情况也类似,北京市四套班子迁往通州,就是北京去中心化的重要一步。北京行政副中心建成以后,北京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四套班子搬到行政副中心办公,并带动相关部门搬迁,将实现40万人向外疏解。

还有一种让城市相对变轻但同时能发挥大城市优势的方法,那就是“城市组合”。京津冀都市圈、广佛都市圈、深港都市圈、宁波—舟山组合、长株潭都市圈、厦漳泉都市圈等都是典型的城市组合。

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认为:“城市组合的目的是由分散走向集中,减轻区域经济内耗,降低交易成本。每个城市各有优势,分散开来,力量就不大;如果能结合起来,就可以凸显优势。”

“组合城市往往改单中心城市结构为多中心城市布局,可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进行城市布局,从而充分考虑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,克服大城市发展中带来的一系列予盾,如发展空间局限、交通拥挤、环境污染、中心区坏死、水资源短缺等问题。组合城市中的每个城市如果能够从总体的角度进行统一规划,在基础设施建设上,既能节约资金,又能提高效率。”

10年前,英国一所大学的研究小组比较了全球32个城市的居民的步速。他们发现,中国居民步伐最快的城市是广州,在全世界排名第四,走完60英尺仅需10.94秒。

10年后,广州人的步速并没有降下来。但走路走得快的广州人,反而对慢生活体会更深,也更幸福。2017年9月,清华大学幸福科技实验室发布2016年度《幸福中国白皮书》。从总体上看,东南地区民众的幸福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地区。排在“幸福城市排行榜”第一位的是四川省泸州市,北上广深则被排在百名以外,排行依次是“深广上北”。

大城市在变重,小城市也开始出现虚胖。

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2012年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时认为:“不光大城市有病,小城市也有病。用一句不是很严谨的话来说,有病的大城市,也比没有病的小城市强。”

如今的现实印证了周其仁5年前说的“小城市也有病”:小苑在中山的轻生活在一夜之间变重。她在中山的平均房价5000元/平方米的时候没有出手,去年,在“深中通道”消息的刺激下,成群结队的深圳人开着粤B牌车到中山抢购住宅,使得中山的平均房价翻了两三倍。

对中山本地人来说,有房者资产膨胀,没房者购买力缩水。本来过着轻生活的小苑,面对房价暴涨,心情变得沉重。中山还没变成大城市,似乎就被对岸的大城市深圳传染了楼价飞涨这一城市病。

让城市变轻是规划者的工作,作为市民,只能想办法让自己的生活变轻,不做买房客做租房客算是一种。

而广州,“租购同权”的政策似乎让无房产者看到了孩子获得平等教育权的希望;“集体土地建租赁住房”让城中村蜗居者憧憬未来能有更体面的居住环境。在大城市里买不起房,租一个套间并精心布置,也能过上惬意的生活。

不必背房贷,不必在拥挤的CBD上班,甚至出门也无需带现金,走到哪里都不焦虑。或许,逃不出城市的人们可以远离城市中心,甩下让人心情沉重的资产负担,过上一种轻生活、慢生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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